關於一個「失傳」的劇本--赖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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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的絕對魅力在於它的現場性；它的浪漫在於它是生命短暫與無常的縮影。在劇場短暫的那一剎那中，演員和觀眾同時知道，他們彼此經歷的共同經驗是唯一的。燈暗、幕落，即使是同一個劇團，同一個劇本，同一個演員陣容，這一場演出永遠再也不會重現。 時間：一九八四年一月十日 這是我第一個原創劇場作品。一九八三年九月，我剛完成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戲劇系的學業，拿到了博士學位，回到台灣任教於甫成立的國立藝術學院。在柏克萊激烈的五年學習歷程之後，我突然從學生變成了老師，從詮釋他人作品的導演變成自己創作戲劇的劇場作者。我心中升起了一種奇特的迷惘，因為我學習劇場的環境跟我面對當時台灣劇場的條件差距極大。在政府壓抑及忽略文化多年的政策之下，一九八三年的台灣沒有專業劇場，沒有專業劇團，沒有專業劇場演員，最重要的，沒有累積任何戲劇創作傳承。我在美所學的必須配合擁有這一切的一種劇場「工業」，而這一切都不存在。 面對藝術學院第一屆的學生，我看到無限的潛力，被放在極為侷限的環境中。我突然覺得我學的並沒有太大真正的用途，我必須要丟掉自己所學到的許多專業知識，才可能在這匱乏的環境中見效，於是我朝著一個方向，就是從演員內在己身的經驗出發，才可能開發空虛已久的台灣劇場生命力以及中國語文劇場的可能性。 開始很單純：我要求學生下一次上課的時候用任何方式表現出他們生命中重要的經驗。我因為跟他們不熟，也不期待他們會給我多麼隱密的經驗分享，但出乎我意料之外，同學們以最大的真誠和勇氣，用不成熟的肢體和語言，用不完整的創作手法，表現出一幕一幕令人感動、同時令人感慨的故事。在他們的成長片段中，我模糊的感覺到一個更大的東西，一個連結大家在一起的力量，它是劇場，它是社會，它都不是。 經過一學期的探索、重塑、編輯、組合，這些零零碎碎的、關於八○年代初期在台灣成長的故事或畫面，成了一個形，這個形叫做《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耕莘文教院演出的那兩場吸引了不少不知道哪裡聽來消息的關心人士。對於觀眾，他們看到才大學二年級的學生，用一種很自然而自由的表演方式，展現出情境和情緒起伏很大的不同場景；對於演員，他們台上的演出彷彿對他們成長的日子做了一個印證，甚至為其中幾位故事較為特殊者跨越成長的一些微妙門檻，像是某一種成年禮一樣，讓他們可以大步的邁入成年。 那是一次特殊的經驗，一次特殊的演出，一種潛在的生命力被大大的釋放，一種原來沒有管道被釋放的能量。演出的現場，我強烈的感覺到那是一件特殊的事，只會發生一次的事，第一次。 劇場中很多人掉淚，台上、台下都一樣，並不是因為某一場戲的情節，而是為整個事情。 經過很多年，我也做了很多別的事，但經常會想起那次的演出。這些年來，我一直彷彿有一種安全感，覺得那一齣戲的記憶永遠被存放在一卷錄影帶和一份送審用的劇本中。那兩樣東西存在的感覺，好像一種泉源被保護住了，好像我銀行裡有什麼存款似的，我可以安心的一直做我的事情，那個「存款」，那個記憶，那個泉源，永遠存在。 前兩年，我想回去看看那兩份紀錄，參考參考，歸零，回到自己創作的原點，從中汲取什麼新的靈感，畢竟首演的那一天正巧是我父親賴家球先生逝世整整十五年紀念日，對我個人意義更是加倍；想起很多事情在我當時的生命中神秘的交織著，生命中重要的階段像季節變化般的交替、展開，以那一次演出作為一種我心中如儀式般的起點。 可是當我去找這兩份東西的時候，頓然發現它們不見了。 我自認為是一個存放東西算仔細的人，這兩份紀錄，我一套放在家裡的檔案櫃中，一套放在學校的系辦公室。可是，現實有時候是硬邦邦的，兩邊都不見了。沒有人可以出面說明。沒有任何線索。 接著是一長串的尋找，自己的檔案、學校的檔案，甚至於當年核發准演執照、可能有備份的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我聯絡詢問了所有曾經參加過那次演出的演員和工作人員，甚至曾經很多年前看過帶子的演藝界朋友，以為這麼多人裡面總有一個人留下了（甚至盜錄了）一份錄影帶或劇本。 世事是多麼的無常，人生是多麼的脆弱，沒有一個人有。 這真是悲劇，也真是喜劇。因為當時創作的方式也就是我日後慣用的「集體即興創作」方式，演員在過程中是拿不到文字劇本的，因為這種方式之下根本就沒有，也無需文字劇本，所有台詞牢牢的記在個別演員心中。等到事後如果要整理劇本，演員們就不一定會拿到，因為事情也過了，戲也落幕了。 我花了一段時間消化這整件事情。《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是我第一個作品，意義那麼深遠、印在心底的經驗，而它已經不存在了。真是像一個失去親人的過程：從不相信、到不接受、到漸漸面對、放棄執著。 因為此事，我下定決心整理我過去所有創作過的作品。算一算，《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之後，到一九九八年為止，有十五齣。有些，像《那一夜，我們說相聲》、《暗戀桃花源》、《圓環物語》、《西遊記》、《回頭是彼岸》曾經正式出版過單行本，但早已絕版。有些，像《過客》，很幸運的有文字紀錄存在。有些，像《摘星》、《變奏巴哈》、《田園生活》，從來就沒有過文字紀錄，但有錄影紀錄存在。這幾齣戲當年演出的場次不多，沒有看過的觀眾幾乎沒有任何可能性得到這些演出的訊息。 經過許多人士兩年來的努力，這一些其實也險些「失傳」的劇本已經成了文字形式，在此全部提供給大家，希望它們也能夠為我們這個顛沛多變的時代留下某一種觀點或見證，也希望它們能為那曾在劇場演出中放出的短暫光芒留下一點具體印象。 至於《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本以為只能片面的保存一些畫面、一些對話、一些感覺在心中，但神奇的，在此劇本集進入最後校稿階段，這個已經認定「失傳」的手稿「出土」了！原來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在馬汀尼主任的規畫下，正進行「系史」整理，今年新研究生葉素伶和李季紋在多少前人找不到的地方──一個雜亂無關的檔案夾中──找到了。事先他們也不知道找到什麼，居然問我是什麼東西？當我確認這就是曾經在我手中的《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手稿後，我興奮的打電話給元尊出版的同仁們，告訴他們這個顛覆前面兩冊所有排版的好消息。 這篇序原來只到前一段的第一句，原名叫〈關於一個不存在的劇本〉，在沒有這後面戲劇性情節轉折之前，有著一種較為淒美的省思。經過《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劇本失而復得的過程後，我補上了後面這個happy ending。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五日，台北 註：我的劇場作品《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與後來中影公司出品的同名電影毫無關係。那一部原名叫《同學會》，小野編劇、柯一正導演，上演前不記得為什麼會改名字，但當時確實有知會我。也許是因為我太太丁乃竺主演的，很多不知道的人會把這兩個作品當作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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