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剧场 袁鸿

用商业的态度从事戏剧生产力建设- -

                                      

袁鸿：用商业的态度从事戏剧生产力建设

 

　　　　　　　　　　文、整理／林蔚然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５日晚上七时整。

北剧场里座无虚席。袁鸿捋着话筒长长的线，很低调地走到台前，光暗起。

他很激动地宣布：第五届大学生戏剧节正式启动。

２００２年之前，这里还是青艺小剧场。那时候来看演出，常听到隔壁歌舞升平，凸现在剧情之外，四座骇然。

因为袁鸿，所以有了北剧场。这是北京唯一一家民营剧场。

用袁鸿的话说，他也曾经为文化公司供职，“骗了些钱”。那些日子里，他被一盘录像带震惊得目瞪口呆，那是台湾戏剧家赖声川先生的舞台剧《暗恋桃花源》。他至今仍能背诵主人公的台词。

不久前，他曾经因为收入与开支无法平衡，没能及时筹到房租，剧场大门被房东落了一把大铁锁。

然而他始终坚持做一个戏剧苦行者。虽然大家叫他袁老板。也许，他只暗恋戏剧这片桃花源。

 

北剧场二楼的桃花源书房。一杯新茶。袁鸿说。

 

建立北剧场，因为我们要有一个能够掌握主动性的剧场。０１年之前我跟各个地方的各个剧场在合作，总体感觉有些被动。因为剧场不是自己所有，就没法从头建立一个整体的磨合过程。

我跟赖声川先生的表演工作坊这个有实力的团体合作，其实还是想推动原创，从生产力上来解决市场的问题。戏剧不是没有市场，市场很大。但这种市场会给我们虚张声势的感觉，让很多人误入歧途，想不到回头去反省我们自己的创作。

归根结底，我认为应该从戏剧生产力的建设来入手解决。应该有计划地推一些作品。有探索的，有实验的，有二者结合得比较好并且观众还认可的。然后我们控制成本，用商业的态度去做。那些不商业的戏剧也许会赔钱，但是能够赔在我们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赚钱也赚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小剧场，或者从空间的意义上能够放大几倍的大剧场都做不到完全的戏剧产业化，因为生产力没有达到。今年是北剧场成立的第四个年头，我们想做的，是创作和市场比较完满的结合。２００２年做得是比较好的，赖声川先生的两部戏：《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他没有两个老婆》。两部戏都有共同的特点：在小剧场里制作，是适应性比较大的版本，同样可以放到大剧场里；两个戏演出的场次都不多，都没有超过三十场。而它们取得的票房收入已经足以维持北剧场一年的收入。

这是相当惊人的。通常来说，一个剧场一年演出２５０场已经很了不起了，要包括排练、彩排、休整的时间，一年３６５天里有２５０天的演出，如果有５０场能赚到钱，满足一年的支出，那么另外那２００场真的可以很自由地去做。

２００２年表演工作坊结束，到２００３年的时候我在想：赖声川先生和台湾表演工作坊带动北京表演工作坊的成立，是以我们的合作为一个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有更多出色的演员和导演加入。而不是说这个工作坊是哪一个人独自拥有的。戏剧绝对不是个别人的。许多人就在这种带有功利色彩的归属和划分派系中间消耗了很多东西。

当时我和赖先生也是想把它做成一个面向华语圈的戏剧平台，鼓励一些优秀的创作。今年开始有青年戏剧基金的计划，包括我们会做一些沙龙活动。也计划能和香港汤臣电影公司合作，这样有一个表演艺术的平台，能够把青年演员推向更广阔的天地。《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刚开始排练，赖先生就把他全部的稿酬拿出来，支持顾雷的戏《沃依采克》去上海演出。那年也是大学生戏剧节的第二届，可以说因为有了北剧场，大学生戏剧节得以上了一个层次，得到了各方的认同与支持。

起因就是我和几个朋友看到校园戏剧的红火，比照之下，专业戏剧的创作显得匮乏。现在想来我当时的想法也许是有失偏颇的，就是觉得要刺激专业院校和专业院团的不作为。看看人家大学生，不靠这个吃饭，演戏、写戏尚且那么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自己端着这个饭碗，为什么不做好一点？所以大家会在大学生戏剧节上和北剧场里看到《春暖花开》、《沃伊采克》、《告别无羁的长夜》，到现在它们可能还是很粗糙，与《茶馆》、《雷雨》相比没有那样厚重，但是它们在年轻的热爱戏剧的观众中就是一个奇迹、一个神话。在21世纪初北京的小剧场里，这群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留下了自己应有的印记。这些戏类似当年的《思凡》，有着星光一现的感觉，北剧场愿意以此为发端，来促进观众、剧场、创作之间的良好循环。然后以此为依托，把剧场做成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投入资金、积累滚动，培养观众群和创作群，北剧场一直是这样去做的，然而做到今天为止，它是失败的。

非典没有把我们打垮，但我在２００３台港小剧场展演这个活动之后惨败。因为合作原因，又无法进行真正的商演，前期的投入全部赔了进去。到今年我们是更加被动的。大的文化企业和政府对文化活动的大投入，对北剧场形成了一种挤压。北剧场是不具备这种过高投入，也不主张这样过高投入。２００３年北剧场正式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那时候我们开始帮林兆华做《绝对信号》，在２００３年元旦演出，是为了纪念小剧场戏剧２０年而举办的“戏剧狂欢夜”演出活动。是一帮年轻人排演的戏，然而最后弄得很尴尬。那个戏是有人赞助的，但是年轻人就觉得商业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束缚，于是他们试图用作品来叛逆，就出现了演出中令人很不愉快的一幕。事实上我们试图和商业、社会有一个更广泛更亲密的接触，但是显然这被我们自己一丁点所谓的尊严给弄颠倒了。这种平衡是很容易就被打破的。

２００３年，《我爱抬杠》还算成功，我们做了不到十场，成本的六万块钱都回来了。剧本、演员、场租的钱都刨除后，还有三千六百多块钱的盈余。这一部分创作人员和剧场制作部门按六四分成。这就非常好，我不奢望赚十万、一百万。《我爱抬杠》其实是新创作的，虽然它在上海演出过，但是因为演出环境不同，所以不能够照原样带进剧场。我们对它重新投入，只是投入的成本我们可以控制。

之后我们从香港请来一个剧团，演出《马老师的疯狂教学法》，没有卖票。前前后后那个戏花了两万块钱，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但这种事情到后来我就没有更多地做了，因为做不动了。

《天上人间》起初在人艺小剧场演出，后来又进了保利剧院，之后来北剧场演出，创下了到现在为止他们自己也津津乐道的纪录：单场收入三万三千多元。我采用了低票价的定位：学生票三十，其他票五十、八十。剧场一共不到四百个座位，上座率已经很高了。并且那个时候再演，已经没有什么媒体宣传。只是靠我们自己的渠道：会员、网站。我们和剧组合作，舞美、灯光、场地的投入全部是我们自己的，剧组来这里演出就行了。收入扣除投入，盈余部分五五分成。这种好的模式一旦开创，我们是想把它做下去的。后来我们和广州话剧团合作的《安娜·克里斯蒂》也运用了这种模式，就是剧组过来演出就行了。但是演着演着非典就来了，无法继续下去。

我个人认为，商业、市场和艺术真的没有什么矛盾。至少它们是可以统一的。从国外一些成功的剧团，从海峡对面的表演工作坊以及其他的一些团体身上都可以看到。它们有官方常年的赞助，虽然不多，但是能够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

目前的合作，如果有亏损，我们作为北剧场这个机构是要承担的。因为成本的支付是一定要给人家的。涉及到赚钱的时候大家再分成。我们和广州话剧团合作那次，他们也赔了，但是他们是借梅花奖评奖的机会来的，所以无所谓。那我就是“干赔”了。

我其实觉得北剧场２００３年的态势是不错的。我觉得照这种模式做下去，就是比较理想的。我觉得艺术创作和经济投入应该是和谐的。要根据我的成本来适合你的创作和艺术。

我说北剧场到今天为止的经营是失败的，我指的不是钱。而是说这种合作的模式。很多人还是愿意去扎钱来做，而不是说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你自己有一个剧本，我想来导，然后咱们来联合剧场一起做。这种观念他们是不接受的，觉得太辛苦，不愿意。都希望能有一两百万的投资才好。而我要做的事情不是这样。即使过去有人要投一个戏五十万，我还是跟他说，你投二十万就可以了。要有商业的信誉。不管投资的人是不是懂得戏剧，你要让他对戏剧存有美好的感情。通过戏剧赚钱是可以的，但是要有起码的道德和良心。而这个底线现在越来越严重地受到挑战。去年在北剧场演出的两三个戏都是外面的公司投资的，基本上是血本无归。那是我不忍心看到的。尽管作为剧场经营者我也有一定的责任。我收到了场租费用，但那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投资者对戏剧起先充满了崇敬，现在不愿意再谈戏剧两个字。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良性的市场的话，我们要端正创作和投入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戏剧需要甘于清贫和寂寞去做。我接触到的香港的舞美设计，他也有赚钱的作品，也有不赚钱也很用心去做的作品，根据演出最后的盈余分成。而现在我们的创作队伍，很少有人愿意拿很少的酬金去做一个很贫困的戏剧。

我觉得戏剧的同盟是很难形成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比如今年我在做Ｎ剧场工作室，包括大学生戏剧节，我想再帮林兆华导演做一些事情。他有他的资源，成立了北大戏剧研究所，主持他的教学和工作坊。我们希望把剧场跟大导的工作坊结合起来，跟国外的大师广泛地接触，同时继续坚持引进国外的剧团做演出，低成本同样可以做出非常高质量的戏剧。让青年学生们完成在专业院校花几年时间未必学得到的东西。让有才华的他们在经济上没有太大的忧虑。我一直在想，比如学费一年要花一万块钱，那么我们给他提供一份工作能够满足一年学费支出，或者有一个机构能给他一些经济支援，让他安静从容地去做他喜欢的事情。我的打算就是将来能够为青年艺术家提供一所公寓，建立一个小食堂，找人买菜做饭，减少他们生活的压力。不然他们很可能就会变成到处乱撞，撞死在商业的枪口上。这花不了多少钱，但会变成良性循环。我也不想把这些人签下来为我所有，你做好了戏剧，在其他剧场发表作品一样很好。这是可以促进戏剧共同繁荣的。

另外，我现在在跟杨婷谈，成立一个剧团，演员们与剧团的关系相对松散，既不离开影视，又能在有戏的时候回到舞台来排戏。我们在想以杨婷为中心，一年推两部作品。单单北剧场这样一个模式很容易被风吹雨打，如果有一个又一个就好得多了。

所以小剧场戏剧这件事情，不从源头上来追溯是不行的。

前几天倪敏然自杀，很快上了报纸的娱乐版头条。而他在北京大小剧场演出的时候从没有上过头条。为什么要等一个这样的艺术家死了才能上头条？

希望有更多人关注我们的创作，为戏剧生产力的建设注入新鲜的血液。

 

袁鸿说，他有过想跳楼的时候，喝醉酒以后。只那一次。他身体不大好，有点时间和钱就会去医院住几天。

袁鸿说，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我说，有我们呢。我们都在为了戏剧而默默坚持、努力。

 

袁鸿简历：90年代中期起参与戏剧作品的策划、制作工作。参与作品有《驿站桃花》、《恋爱的犀牛》、《红色的天空》、《他没有两个老婆》、《盗版浮士德》、《切·格瓦拉》、《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天上人间》等近50部戏剧作品。1998年与台湾表演工作坊赖声川合作，建立北京表演工作坊；2001年起组织策划大学生戏剧节，至今已五届；2002年创建北兵马司剧场并任艺术总监，整体上负责北剧场的工作；发起并组织策划制作2002、2003北京国际小剧场展演及2003台港小剧场展演和2004北京英国戏剧舞蹈节。

- 作者： 袁 鸿 访问统计：　2005年05月28日, 星期六 13:46 加入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