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剧场 袁鸿

名利场中的格格不入者 - -

                                      

“许多人会称我为冒险家，我是冒险家；只不过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是一个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也许结局就是这样。我并不找寻这样的结局，但是这是势所难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此最后一次拥抱你们。

我热爱你们，只是不知如何表达我的爱；我办事是非常坚决的，我认为你们有时对我并不理解。另一方面，要理解我也不容易。不过，这一次请相信我说的话。

我以艺术家的趣味所渲染过的意志，将会支持虚弱的双腿和疲惫的肺。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有时候也请不要忘记20世纪这个渺小的征人。吻赛莉亚、罗伯托、胡安·马丁和波托丁，吻贝娅特丽斯，吻所有的人。你们倔强的浪子热烈拥抱你们！”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致双亲》

袁鸿：名利场中的格格不入者

 

X经济 报 记者 李翔 北京报道-（X报可能未发表的文章）

 

一  困境

2003年的冬末到2004年的春天，可能是袁鸿物质和精神上的危机最严重的一段时期。2001年底，他以私人承包经营的形式租赁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兵马司胡同的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青艺剧场，更名为北剧场，并使北剧场成为北京最活跃的话剧表演中心之一。如果缺乏政府和大公司资金支持的北剧场不能够经受2003年肆虐北京、造成字面意义的“万人空巷”的流行性疾病非典型肺炎的打击，作为经营者和把北剧场当成精神寄托的人，他将是最直接的被伤害者。围绕北剧场和袁鸿形成的一个北京话剧界的圈子，因为缺乏具体的载体，可能也将随之解散。

事后，从北剧场2003年的演出剧目单上可以看到，4月10号的演出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场戏，直到8月中旬，恢复演出即是公益的大学生戏剧节在北剧场进行，新的商业演出的话剧开始在北剧场上演，则是9月11号了。对于北剧场而言，票价收入的一部分和场租是所有的收入来源。5个月的空白期足以造成严重的收支失衡，即使人员工资可以暂缓发放，每月的6万租金却是分毫不能少、片刻不可延误的。剧场当然尝试着和出租方沟通，作为事业单位的出租方却不能理解，说：“跟你们个体户打交道真麻烦。”

2003年末到2004年初，汇集了六部剧目的“台港小剧场戏剧展演”成功的举行之后，北剧场却陷入了2003年“非典”结束以来的“最大的经济危机”，在北剧场里一个人度过2004年春节后的早春二月，袁鸿依然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剧场上班，很少间断。当然他很清楚剧场的情况：已经两个月没交租金。看到出租方并没有什么举动，他以为是对方在表示体谅。这种想法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终于有一天他来到剧场门口时，发现铁门上的锁已经被换成新的了，出租方用这种简单的方式表示了不满。他只能走。大概有两周，袁鸿没有到他在剧场里的办公室上班。经常去的地方就只有什刹海。去看水和水面的浮冰。后来他说，当时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想跳什刹海自杀。”浮冰渐渐融化，租金终于也筹集到，足以使剧场门重新打开，他也可以重新骑着自行车上班。

对于穷人来说借钱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总是在你不需要雨伞的时候才乐于出借。资金如何被筹集，袁鸿从未对人提起。只是有两件事情可能圈里人知道。一件事情是袁鸿把房子卖掉了，他住到了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处平房中。房里没有暖气，冬天的话，每天早上可以把人冻醒。另外一件事情是他为了表示对朋友的感激而讲出来的。一位朋友到北剧场找他，看到大门紧锁。聪明的朋友即刻想到原因，袁鸿如果不在，一定是因为不能在而不是不愿在。于是打电话给袁：“我这里有6000块钱，可以给你5000来渡难关。是给，不是借。”

但是外人却不知道这中间的周折和难处。一个记者到北剧场找袁鸿，看到门紧锁，也就走了。过了几天，再来，门已开。袁鸿为他泡茶，大家聊天。他顺口提到：“对，那天我来找你，你不在，门锁着。”袁鸿只能点头。

这段时间患上感冒，或许跟忧虑和劳累有关，吃药，但是总也不见好。袁鸿很奇怪。终于有一天或许是难受或许是压抑不住好奇心，到医院挂号看病。医生作了检查，然后语重心长说：“小伙子，悠着点。”袁鸿再问，发现是心肌炎，不是感冒，难怪老也不好。解放军歌剧院的经理徐晓力和袁鸿常有联系，有一次打电话给袁鸿，发现他在住院，问是什么病，袁却不肯说。

 

二 时代

新世纪刚刚过去的四年仍然延续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风格。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八十年代的里根和撒切尔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它在九十年代之后几乎影响了全世界，这种影响在时间上还在继续扩展。政府的干预被看作是无益的，甚至是邪恶的，而个人主义才是值得提倡的。私有财产的神圣和对财富的推崇使个人创造或者占有的财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判断个人是否优秀的最高标准。对自由主义的推崇使亚当·斯密成为追求个人利益者的最佳辩护师，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受益。人们认为自己受“看不到的手”的调控。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把逝去的这个繁荣的年代称之为“喧嚣的九十年代”，在这个喧嚣的年代中，我们共同经历了新经济泡沫、企业家神话、贫富差距扩大。

从九十年代到现在的中国和世界在价值观上并无大的差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思想界的流行使偏保守的自由主义同主流经济学一样，成为中国的显学。而在行动上，中国人从九十年代开始最大程度上享受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上的相对于过去的优越性。私有化的浪潮席卷整个社会，一位叫郎咸平的香港经济学家因为对私有化过程中不公平现象的指责而成为过去的一年中最显赫的学术明星。在他之前，学术明星们都是大陆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从吴敬琏到张维迎、周其仁。相对于企业私有化的过程，城市化显得缓慢而漫长。农民工这个词语被创造出来，用来指那些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他们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备受歧视的农民工相对于农民而言却仍然处于优势地位。长久以来的发展策略是农业补贴工业，农民赋税之重被披露之后，三农问题成为政府、学者、媒体共同关注的热点。研究农民问题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因而也成为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从秦晖到李昌平。根据中国的社会学者李强的计算，用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排到世界前几位。

而大城市则被打造成一个巨大的名利场。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最为明显。在这个城市中充斥着网络时代的精英、暴富的地产商、傲慢的银行家、众多大企业的高管、行色匆匆的记者、时尚的引领者、大陆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以及从祖国各地赶来的淘金者。似乎有了一个中国梦的存在。而实现这个梦的最佳场所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却被注意，私下的交谈中人们喜欢把这个年代称为平庸年代。最杰出的人群都被吸收到能够为自己创造财富或者重新分配财富的行业。而在文化的各个方面似乎伴随着原创力的消失。即使在那些最杰出的中国年轻人聚集的行业，傲慢的个人主义和功利的急功近利也使他们显得平庸。难免的，大多数人都把奢华作为自己的审美标准，都把财富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这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

 

三  经历

80年代末，袁鸿从重庆来到北京读大学，中文系。

据他自己说，他并没有完成大学的学业。辍学后数份工作都跟文化有关。最初的工作是北京某文化部门的小职员。之后到了一家体制内的文化杂志。同时还和一些文化界的作家、诗人朋友做其他的“创收”，整日里做的事情就是发信件、组织活动。所谓的组织活动，用他的话讲就是欺骗文学青年，给哪怕只发表了一篇文章的作者发送信件，通知对方入选了新世纪杰出青年作家文集或者诸如此类莫名其妙的荣誉。或者就是在大学里找人编书。过多的欺骗造成了他的内疚，他甚至绘声绘色讲述过一个贵州的教师是如何被这种方式骗到北京，满腔的热情是如何被愚弄。他得出的结论是“文学在那一个时期被一些人弄得非常虚伪”。之后，他还和人合作搞过文化公司。

袁鸿最初接触戏剧是在1992年到1993年，1992年，看北京人艺的于是之主演的《茶馆》告别演出，使他得到了巨大的震撼。当时他住在中央戏剧学院旁边，经常到中戏打篮球，一不小心就同一群中戏的学生混熟，出入于中戏的男生宿舍，和大家一起看戏。被戏剧激发出热情之后，伴随着的就是无限制的投入。1997年，中央实验话剧院导演查明哲执导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话剧《死无葬身之地》演出。袁鸿热心地为其宣传，发放传单、请记者看戏、自己掏钱请大家吃饭开研讨会等。解放军歌剧院经理徐晓力在1997年同袁鸿相识，也是因为袁鸿为解放军歌剧院一出歌剧《屈原》的演出不遗余力、不计报酬地做媒介宣传等方面的工作。热情成为他融入这个圈子的介绍信。

之后，当制作人的概念开始在北京话剧界出现后，袁鸿开始成为一些人口中的“独立制作人”。尽管现在他的一个头衔是北剧场的“艺术总监”，但是他坦称制作人的工作是协调，。包括协调投资方和剧组的关系，剧组和剧场的关系，剧组和后勤的关系，导演和演员的关系等，当然也包括判断剧本适合剧组，但是这个工作几乎由导演决定。一些给圈外人也留有深刻印象的话剧如《切·格瓦拉》，《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等都同袁鸿有关。

可能更多的是由于他的执著和热情，他赢得了台湾著名导演的赖声川的信任，成为赖声川台湾表演工作坊的北京代表。赖声川也是对他的戏剧理念等影响较大的一位演艺界人士。

2001年，袁鸿开始独立筹备大学生戏剧节，当时叫北京高校大学生戏剧展演活动。他一个高校一个高校地看过去，挑选话剧。赖声川和表演工作坊对袁鸿表示了支持，同时还拿出了8000元的资金。第一次参演的六部剧目中出现了如《沃依采克》、《春暖花开》、《我弱智，我无罪》等给人印象深刻的剧目。袁鸿当时租用的是人艺小剧场的剧场。主要的开支，如场租、演出和排演时的盒饭、道具等，除表演工作坊支持的8000元之外，其余都由袁鸿自己筹集。对于袁鸿来说，自己筹集的意思，相当于自己掏钱和自己借钱。而第一届的戏剧节，袁鸿决定是不收门票的。

2001年底，袁鸿接受北兵马司剧场，成为剧场的经营者。圈内人和媒体都称北剧场为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剧场。随后北剧场异军突起，开始成为北京话剧界的一个中心据点。2002年到2004年，北剧场令人深刻的剧目和系列剧目包括：《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天上人间》，《京港台小剧场戏剧展演》，《2004英国戏剧舞蹈表演艺术节》等。

与此同时，大学生戏剧节继续举办了四届。由于第一届取得的社会影响力，袁鸿得到了一些合作单位的支持，其中，最有力的支持来自于北京戏剧家协会，表现的场所也从一家剧场扩展到包括人艺小剧场、北剧场、国家话剧院小剧场在内的三家剧场。参演的学校从北京扩展到全国各高校。演出也开始收取价格低廉的门票，在2004年，所有的门票价格均为10元，学生半价。

有了北剧场的平台之后，袁鸿的精力几乎全都转移在北剧场的经营之上，有7位工作人员辅助他。2003年的非典对这家民营剧场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是在2004年，剧场年终盈利六万多元，当然，前提是袁鸿本人没有领取工资。他在朋友的咨询公司中还有一个职务，给人搞搞策划，这个职务的收入是他的生活费用的来源。

 

四 状态

刚刚过去的春节是袁鸿七年来第一次在家里陪父母过春节。袁鸿的妹妹也在外地做医生。因此家里平时就只有两位老人。父亲老嘀咕着什么时候能够到北京住上一段时间。袁鸿却不敢应声，因为他把房子卖掉之后，即使老人家来到北京，也不知道该安置在哪里住宿。父亲老觉得自己身体不好。袁鸿对母亲说，可千万别让父亲老这么想，而且也不能让他到北京，因为父亲会觉得这成了最后的心愿。这成了借口。

回北京时，不敢买飞机票，因为身上的钱所剩不多。在家里，一位来过北京的亲戚说，袁鸿这孩子有出息了，自己开剧场。偶尔在电视上的露面和在家里时一些著名演员打来的电话，仿佛都证明了这一点。袁鸿自然不能对家里人说自己的窘境。为了不在父母面前失面子，家里的开支包括给亲戚小孩的压岁钱都是袁鸿故意的大手大脚。坐了将近50个小时的慢车回到北京，正好有演员打电话给他说要来接他。于是袁鸿愉快地在北京西站坐上了出租车。本来他连打车的钱都没有。

跟袁鸿相熟的记者和他的朋友每人手上都有关于他的一大串悲惨故事。社科院研究小剧场文化的陶子说袁一天只吃一包榨菜的日子都有过。一位记者说袁鸿有一次跟人吃完饭聊完天付完钱之后，只能步行回北剧场，因为付不起打车钱而夜深之后公交车已经没有了。他平时都骑自行车上班，让人崩溃的是，自行车还老丢。

在北剧场二楼他简陋的办公室中，他能够一呆就是一天。一位剧场的工作人员纳闷说，他怎么能连洗手间都不上呢？吃饭时间，大家都到北剧场旁边的机关食堂吃饭，看到没有袁鸿，想起他也没钱到别的地方吃饭，总会帮他带些上去。袁鸿自己解释说自己爱喝茶，办公室里放着朋友从五湖四海带给他的茶叶，喝茶有营养，一天吃一顿饭就够了。

一位剧评家说，北剧场演出《狂恋武士》期间，他和几个朋友看完戏，在中戏旁边的一家饭馆吃晚饭聊完天出来，其时已经将近午夜12点。却看到袁鸿提着包蹒跚走过。他问袁鸿干什么去，袁鸿回答说，要到后海的酒吧里发放《狂恋武士》的戏剧宣传单。袁鸿自己说自己每次出去，觉得是要到可能会有受众聚集的地方，比如三联书店，他都会带上当时上演的剧目的宣传单去散发。他说起在又一次在上海演出时，因为无人帮忙，只能自己做宣传，他就摆个桌子在马路边向行人读剧中的台词。最后旁边的警察执意要把自己执勤用的扩音器借给他。

 

五  观念

袁鸿的戏剧思想其实并不复杂。

首先他提倡的是低成本的制作。从大学生戏剧节到后来在北兵马司剧场上演的诸多话剧，都不例外。国家对戏剧的大量投入并没有能产生理想的效果。这些投入可能体现在话剧中是“30万元的进口雪花机”，而袁鸿讽刺说“我通常用几张废纸来达到同样的效果”。英国戏剧舞蹈节中有一出戏《天花与热狗》，对光和影响的要求很高；日本流山儿剧团的《狂恋武士》则对音响效果的要求非常高。袁鸿演出后都不忘了强调，这是自己花了多少钱在国内租的设备，不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英国戏剧舞蹈节期间，据称北剧场出现过一票难求的盛景，但是所有的剧目都成本很低。低成本同样可以做出高质量的戏剧，而从国内戏剧的现状来看，还是从低成本做起为好，不是不能有大制作，只是我们的大制作还不能产生效果。这是袁鸿的观念。

袁鸿的另外一个观念几乎成了他判断一出戏的好坏的标准，做戏的态度要认真，要尊重话剧和剧场。袁鸿对大学生戏剧很有感情可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学生们的态度是令人尊敬的。他说他看《我弱智，我无罪》时，发现剧中饰演母亲角色的演员跪下起立之后，可以看到衣服双膝的地方渗出鲜血。徐晓力说第一届青年剧展袁鸿请她看戏去。去了之后发现就在人艺前的广场露天演出，她看了一会儿，冻得发抖，同时觉得戏比较粗糙，围观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是袁鸿却全神贯注。一些认真的剧评家也因为这点同袁鸿发生判断上的冲突，“明明觉得很差，但是袁鸿仍然高声大喊，可以打八十分”。专业演员对戏剧本身的不尊重和不认真让袁鸿对态度的腔调几近于偏执。这种偏执也传染到了剧场的其他人身上。一位工作人员说，她看到有剧组的人叼着烟从剧场走出来，心里就觉得难受，恨不能冲上去理论。

第三个观念是，话剧本身要产生自己的明星，要演话剧演出来的明星。袁鸿不喜欢一些影视界的明星打着献身艺术的旗号来演话剧。他希望多一点像孟京辉这样的，话剧产生的明星。这个观念鼓舞着他不断地鼓励新人，给新人以舞台和机会。

第四个观念是，鼓励原创胜于鼓励引进。尽管北剧场所做的最成功的剧目几乎都是引进交流的戏剧，但是袁鸿反而感到可悲。

复杂的倒是袁鸿在戏剧之外的思想。“比戏剧更为重要的是生活本身”，他经常对人这样说。如果把这句话单纯的当做一句口号，也很好理解。但是袁鸿的一个爱好却是喋喋不休地向人讲述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底层人生活的艰辛。他自己难以把自己从事的事情同这些问题结合起来。这给他以失败感。他喜欢背诵《暗恋桃花源》的对白。林青霞饰演的江之凡说：“我是说（让你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战争，逃难，死亡。你一定要忘记才能重新开始。滨柳，这些年我们也辛苦够了，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中国就要来了。”他的朋友陶子说，本来这句台词根本不会引起人的注意，而且可能导演本身也不会很重视，但是莫名其妙地就让袁鸿铭记在心。他还说因为林青霞的这句台词和说这句台词时的激昂，让他对林青霞这个演言情剧的港台女星刮目相看。他还喜欢向人说《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王爷说，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美”是什么，你先说；相声演员说，现在对我来说，最美的就是一碗香喷喷、热腾腾的白米饭，没有石子、没有碎木宵，全是我的；王爷说，呸，你这是饿的……他的朋友，大学生中涌现出的优秀话剧导演，顾雷说，搁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袁鸿肯定能拉起一支革命军。一位跟袁鸿接触过年轻人说，袁对她说，你们这些80后的小孩，一点是非感都没有。只有强弱感，没有是非感。

 

六 性格

环境对他的挤压太厉害，陶子说。

一个每天都为焦虑困扰的人，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袁鸿也说，环境对自己的压迫太甚，尤其是资金。而名利场中的一切规则似乎都会同他发生冲突，尽管他已经努力地去协调这种冲突。似乎剧场随时都可能关门。陶子说有段时间袁鸿焦躁不安，就打电话开始骂她，骂“你们这些知识分子”。

而表面上看来却一切风平浪静。袁鸿每天都笑呵呵地同来访的记者或者文艺青年打招呼。徐晓力说第一眼看袁鸿的感觉，就是上个世纪初期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柔弱、谈吐文雅、与人为善。陶子也说她最佩服的就是袁鸿每次发完火都能够镇定自若地去跟人谈事情，丝毫不显露内心的焦虑，即使知道今天招不来钱，明天剧场可能就会关门。

执拗则不用说。能够长达十年不计名利地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这种人身上总有执拗的劲。但是这种执拗是不是有理想主义的含义在里面？他的朋友都说他带着点理想主义。但是袁鸿自己却做出玩世不恭的样子，经常对人说，自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即使现在也很虚幻。

他有严重的悲观主义。他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可能没有多大价值。人们生活在这个名利场中，照样把名和利方在考虑问题的首位，导演和演员演戏时想的可能是自己明年要换什么牌子的车，要养多少平米的房子。那为什么要做？就是告诉别人我可以这样做，有人可以这样做，不按照你们那样活。他在北剧场的工作之外，计划了一个“N剧场戏剧工作室”，为什么叫做N剧场。N是什么意思？可以叫它北剧场；可以理解为下一个剧场、新的剧场，或者将来的理想，有很多剧场；但是其中有悲观的一面，就是没有剧场。

甚至可能有些多疑。这是陶子的话。顾雷的表达是“越来越敏感，越来越神经质”。“很固执，不懂得变通，不会投机”，袁的朋友，房地产商人陆军伍说。因为要生存下去。周围人的敌对情绪被夸大，当然，或许也是实情。访客出门就骂“袁鸿这孙子”，可能存在于袁鸿的想象之中，也可能存在于众人的口舌之间，被他听到。而有些在北剧场上演的话剧因为票房不理想，导演场租也不交，就不辞而别，放下话来说，袁鸿你别找我要钱，找我要钱就打官司去吧；之前跟他合作的导演认为他是赖声川圈子里的人，因而可以刁难。这些事情则在加重着袁鸿本人同周围环境的敌意。他显得格格不入。他的朋友们说，格格不入的原因不在他，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个名利场。他的抗争越发让他显得格格不入。

办公室里贴满了毛笔字和水墨画。这个新爱好是他用来缓急焦虑感的方法。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失败感，总是说，自己和剧场，是过一天算一天。因为总是不能让大家意识到，这个剧场，不是袁鸿自己的事情，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事情，而是同大家每个人都有关。

 

七 评价

按照短期的影响力至上的标准，袁鸿实在是“渺小的征人”。他的行动充满着他自己也承认的失败感，目前他无法走出一条民间话剧的可持续的道路，不想过于市场化，但是却困于资金的短缺。尽管到北剧场看戏的人中，大学生和年青人居多，在北剧场舞台上的，也是新人和年青人居多。对这些人的影响难以预料。

研究小剧场和话剧历史的陶子却觉得袁鸿实在不算惨。因为无论如何，如果要写戏剧史，他肯定会被提及，即使北剧场现在就关门。袁鸿证明了民间的话剧在中国是可以存在并且可以生存的。她打了比方，因为房地产行业很火，所以王石、潘石屹等人能够成为这个名利场中的明星；而袁鸿在话剧业的地位却同王石等人相若。徐晓力说，90年代初期没有多少人看话剧，袁鸿他们培养了这个市场。

独立的剧评人老象则说，袁鸿这种对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坚持，让他受益匪浅。“非常纯粹，让人尊重”，试图帮助袁鸿筹集让北剧场可持续运转的资金的商人陆军伍说。

顾雷则说，应该骂他，这些事情，你不来做，就没有人做了，你知道吗？

袁鸿自己说，只要我一天还没有去做房地产，我的身体还允许，我就会坚持。说这话，很悲壮，让人怀疑他的病很严重。而采访中他似乎数次欲落泪。

“有时候也请不要忘记20世纪这个渺小的征人……你们倔强的浪子热烈拥抱你们！”    （阎婷对此文亦有贡献）

- 作者： 袁 鸿 访问统计：　2005年05月28日, 星期六 13:34 加入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