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剧场 袁鸿

别处的“生活”--关于袁鸿的札记- -

                                      

别处的“生活”--关于袁鸿的札记

《北京纪事》杂志2005年4月号

陶子/文

“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中国就要到来了！”

我不记得我曾经听到袁鸿多少次复述那一段台词。这段台词来自赖声川导演的作品《暗恋桃花源》。说出这段台词的，是擅长在琼瑶电影里谈情说爱的林青霞。在《暗恋桃花源》这部由“暗恋”与“桃花源”交织在一起的舞台剧里，林青霞扮演“暗恋”的女主角云之凡。

对话发生在抗战结束后上海的江滨外滩公园。春节要到了，云之凡要从上海回昆明老家，而她的男友江滨柳（金士杰饰）却很落寞伤感：经过太多战争的颠沛流离，东北老家又被日本占据了那么长时间，这个从东北漂泊到上海的知识青年，已经处在一种非常失败的情绪里。这个时候，云之凡对他说：“你一定要忘记，一定要学着去忘记战争、逃难、死亡。你一定要忘记，才能重新开始！滨柳，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中国就要到来了！”

我想许多人在看这部电影版的戏剧作品时，并不太看重这个段落。这部由赖声川导演的舞台剧及电影作品，以其强大的融会悲喜剧的力量，自由地在人的内心中游走，勾连起极端对立的两种情绪。喜与悲，悲与喜，忘掉，忘不掉，回家，回不去了……人生无限多的渺茫，无限多的惆怅，无限多的未知，随时碰撞着观众内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份，惹你微笑，也让你潸然泪下。

而袁鸿，最愿意记起的，并且最愿意与人分享的，却总是这一段最具有文艺腔、因而在整部作品中略显得格格不入的段落。

许多年后，我与金士杰聊天，说起袁鸿对这段台词的耿耿于怀，说起每当袁鸿对采访他的记者复述这段台词时，大多数记者的茫然不解——这也难怪，我们这一代人听了太多关于新中国的种种大而无当的梦想。金士杰微微地笑着。作为这部作品的创作者之一，他一定知道这段台词为什么与整部戏的基调不那么相符，还有，在那文艺腔的底下，藏着的又有多少对理想的失望以及缅怀。但他并不认为袁鸿错了。他只是说，这像袁鸿。

我不认为这个细节无关紧要。而且，在金士杰颔首说“这像袁鸿”之后，我更坚信这个细节是最容易说明袁鸿后来的种种承担与坚守。这是个关键。

我想，从重庆到北京求学的袁鸿，在90年代初意外的离开了大学校园，那时虽然有个文化单位可以混饭的他仍然应该算是个正经的“北漂”。当时他活跃在北京后海一带，租着平房，看碟，泡吧，写小说。我想他为了生存也得做类似文化公司的工作，虽然不一定坑蒙拐骗，但却需要耍些小聪明，动用些伎俩，用以维持一个文艺青年虽然简单但也奢侈的生活。或许，对袁鸿来说，变故的发生也是悄无声息。1992年，他很有幸地看到了于是之那一代人的《茶馆》告别演出。后来他又和许多人一起看了《暗恋桃花源》的录像。不过，这一次，他虽然与许多人一样，仍然喜欢着那个清纯美丽的林青霞，但，这一次打动他的，不再只是那美好的面容，更重要的是那句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充满了真情的告白。

我想一个人接触某一类艺术形式，最开始吸引他的那些东西，真有可能从此就决定了他后来的趣味，甚至是认知。袁鸿是从《茶馆》与《暗恋桃花源》开始接触戏剧的，而这两部戏剧又都有着浓重的家国情怀。虽然90年代以来，所谓“家国情怀”，除了用以说教，就被认为是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情怀毕竟在社会的缝隙里晃晃悠悠地存在着，吸引着那些不甘心在个人世界里沉沦的个体。你只要被它撞到了，可能从此也就会不满足于个人的狭小世界了吧。袁鸿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袁鸿从《茶馆》、从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走进戏剧世界——他走进的是一个大的世界，一个与家国相关的戏剧世界。而就在那个时候，也正是戏剧逐渐在民间崛起的时候。忙碌在圈里圈外的，比后来人们熟悉的孟京辉更早的，是像郑铮的火狐狸剧社，杨青的亚麻布剧社等等。这些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稍纵即逝的人与他们的事业，虽然短暂，却为后来的孟京辉、田沁鑫逐渐从民间崛起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在这些忙忙碌碌的身影中，袁鸿就在其间。最开始，他也跻身在创作的队伍中，创作了半部或者一部不为人知的戏剧作品，然后或者是自觉创作力量不足，转而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其它能量，于是他从创作者的队伍里退出，开始做各种辅助性工作：定盒饭，定场地，找资金，联系演员……慢慢地，在中国的文化市场缓慢的发展过程中，像袁鸿这样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职业，并有了个时髦的称呼：制作人。虽然袁鸿自己对这个称呼或者这个职业有点不以为然，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这么称呼他了。

不管是在做创作，或者是在做制作，我想袁鸿从《茶馆》、《暗恋桃花源》里带来的“家国情怀”一定是萦绕在心中。这种情绪忽远忽近，有时清晰，有时模糊，但总在他的言谈或工作里隐隐出现。我想，虽然身不逢时，这些情怀还是在许多人内心中隐隐作痛的。因此，在90年代末，袁鸿找到了许多与他同调的创作者。在与黄纪苏、田沁鑫以及早期孟京辉合作的过程中，这些民间戏剧人，在小说、电影等艺术形式迅速“私人化”的同时，在戏剧这么个边缘行当里，却陆续推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生死场》这样大气的作品。最后集大成的，当然就是《切·格瓦拉》了。

 

理想与现实的摇摇摆摆

前些年在北京郊区召开过一次小剧场戏剧研讨会。那次研讨会非常热闹：意见不同的双方彼此互不相让，吵得不亦乐乎。其中有一对冲突就发生在袁鸿和某位著名导演之间。据说，某导演非常蔑视地说，你们要是只有3万、30万，你们就不要做戏剧了。袁鸿那一拨“无产阶级”说：我们就是只有３分钱也要做戏。布莱希特有部名剧，翻译过来的名字叫做“三毛钱歌剧”。或许“三毛钱”的剧还是存在过，但3分钱的戏我是从没见到过。三分钱到底是做不了戏的。可是，在我们的文化建设还没到“小康”的阶段，以很低的成本，攒几万元来做戏，总是一件现实的事情。

或许就是凭借着这种“三分钱戏剧”的能量，袁鸿在2002年成为了北京北兵马司剧场的艺术总监——实际上就是剧场的老板。我想对于袁鸿来说，做北剧场，看上去风光无限，其实万分艰难。在袁鸿背后，既没有国有院团的背景，更没有财团支持，就全靠他自己投入进来的资金勉强维持诺大一个剧场。如今，在北剧场的二楼——那个被袁鸿和他的朋友成为“桃花源书房”的地方——经常有一些想做戏的年轻人在这里晃悠。这里似乎成了年轻戏剧人的乐园。但维持这个剧场，却只有袁鸿。

我想袁鸿怎么也算不上富翁。前些年做其他文化项目，盈余下来的钱能付个首付也就差不离了——后来听说这个首付也是白付了，因为房子很快就变卖出去了。于是，很多人说袁鸿因为做戏剧，很快从小资落回了贫民。网上亦有人称他为“穷干青年”。

也因此，我见过许多来采访袁鸿与北剧场的人，总爱说“你是个理想主义者”。而袁鸿似乎对这一称呼非常反感：我是最现实的——这是他最直接的反驳。

这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其实都没有错。在媒体看来，一个人声称要“三分钱做戏”，勇气可嘉，必然是难以实现；一个人连自己的基本生活还没有维持好，却来做赔钱的剧场，扶持戏剧新生代。这些，在一个至今仍然以利益为主要判断标准的社会里，的确是热情大于理智，冲动多于理性。

那袁鸿为什么总要强调自己是现实的呢？

在民间戏剧崛起的时候，哪里会像现在的《麻花》那么风光！最开始火狐狸剧社的郑铮，就是拿着自己拍电视剧挣的钱来做戏。星期天的时候就去菜市场买一锅骨头炖给大家吃，算是犒劳。这样说来，袁鸿的“穷干”实在也是有传统的。只要仔细想一想，像袁鸿这样来自外省的文艺青年，在北京做戏剧，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凭借，没有任何后台可以依傍，单枪匹马地杀进了戏剧领域。除去心里装着的“家国”的情怀，总需要实现家国情怀的现实方式。在没有资源可利用的情况下，他只能采取低成本、节约费用，一个人当N个人使的方式。因此，虽然“三分钱戏剧”有点太过戏剧化，但思路总是现实的。而那些经常出现在北剧场二楼的青年人，虽然现在怎么看都像是乌合之众，没有能力为解决现实问题出力，但我想对于袁鸿来说，他也是必须要与新的力量一起成长的。因此，在别人看来是理想主义的方式，对袁鸿来说，可能是最现实的选择。

这一点我自己是深有感触。因为与袁鸿的熟识，就是来自一场关于理想与现实的争辩。我记得刚看完韩国导演金敏基的《地铁一号线》，真是部好戏。为此我有点嘲讽当时奔波在各类戏剧人之间、却没见到推出好作品的袁鸿；他则把我作为知识分子、不作为的典型骂了个狗血喷头。虽然心里不爽，但我想他说的还是有些道理的。一方面，人是要怀抱着理想生存，否则庸庸碌碌，枉费了一生，另一方面，却也不能总好高骛远地盯着高远的理想，而漠视身边的现实，因而也不去寻找实现理想的妥协方式；一方面，人不能因为太遵守所谓的现实规则而丢弃了理想，另一方面，也不能为了理想整天像个诗人一样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咒骂现实。袁鸿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着某种合适的平衡，虽然目前还是摇摇摆摆。要在理想与现实间找到完全的平衡，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可世间有很多事情都是在人们意想之外出现的，或者袁鸿真的有那么幸运呢？

如今，袁鸿还算不上脱离经济危机，经常处于现实生活的尴尬境地。但我总觉得这个人因为内心坚定，因而整个人总不乏勃勃生机。这个经常兜里没钱的人，从不怕把没钱放在嘴上，而在心里也不觉得心虚。有时需要去赴体面的晚餐，他也就换上一件干净的外衣，整整头发，虽然破旧，但都整洁；虽然几近穷困潦倒，却在心理与精神气质上不输给任何人；虽然急需救助，可仍然能面对不符合自己要求的资金面不改色心不跳，毫不手软地拒绝一些无谓的帮助。我想一个人，要是没有比现实需求更高远的动机，他如何能有这样的心理承受力？

 

比戏剧重要的是生活

北剧场虽然至今仍很贫寒，可也值得骄傲了。这里是北京重要的一个演出场所，在北京的剧场界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随着更多年轻人在这里晃晃悠悠，这里——准确地说剧场二楼——已经逐渐成为了一个年轻人的思想交流中心。

剧场的二楼原本有个破破烂烂的、只摆着几张沙发的过道。袁鸿来了之后，靠着自己在后海的生活经验，东买一张桌子，西拣一把人家不要的椅子，经过几个月的积累，这里居然就逐渐摆满了各类真假古董。天气好的时候，如果又恰逢袁鸿比较有心情，他就在这里把桌子往窗边挪一下，把椅子往桌边挤一挤，然后在边边角角处顺手放一些废旧的灯光器材。还有些过往用过的演出宣传单，这里贴一张，那里贴一张，渐渐地，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很别致的局面。有时，我们管这里叫“桃花源书房”，虽然书并不多。

在这个书房里，最奇特的是有一束“逃”出来的桃花——有了那束桃花，这个“桃花源书房”果然名副其实了。

“桃花”如何逃出来呢？《暗恋桃花源》里就有一树从舞台布景里“逃”出去的桃花。桃花当然不会自己逃走，是布景师想到从一片桃林中逃出一树桃花，反而让整片桃花林多了一处留白，整个布景也就更为别致了。书房里的这束桃花，与它也一样是有来历的。它是从《赵氏孤儿》的布景里逃出来的。看过《赵氏孤儿》的朋友，想必还记得下半场那树从天而降的桃花树？桃花当然无法自己从《赵氏孤儿》那里逃到桃花源书房。想必是《赵氏孤儿》的布景师也觉得它多余，因而放弃了。于是，这束桃花就被袁鸿安置到了书房的一棵树上，依然在那里灿烂着。如果稍微仔细地看一些在北剧场二楼拍摄的采访照片，与许多明星相伴的，就有这束桃花。

“比戏剧重要的是生活”，这也是袁鸿经常对媒体说的一句话。不过似乎并不容易那么被人理解。人们经常在这个瘦弱的年轻人身上看到的，是他有忙不完的事情要应付，而忽略了他在生活上的细致与别致处；忽略了这个整天忙于工作的人，其实对生活一样有着许多热忱。

当然，与袁鸿在一起工作，听到的最多的抱怨也会是：我是只有工作没有生活的。

这话也不假。袁鸿经常在人们团聚的时候落寞寡欢地守着剧场。比如说在春节。在四处见不到人的时候，袁鸿经常一个人守在剧场。据他自己说，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在舞台上，演各个戏的段落给自己看——这你就不奇怪他为什么能把《暗恋桃花源》的段落熟记于心，见了面总要讲一讲。当人们重新看见他的时候，他往往春光灿烂；可在那春光灿烂底下，想必也隐藏着许多焦虑，许多孤独，还有许多委屈。也因此，袁鸿经常会在剧场慢慢地热闹起来之后，会毫无缘由地大醉一场，然后大哭一场。弄到最后总让你觉得人生瞬息万变，凄凉得很。

慢慢地习惯了他这样工作与生活的节奏，我会觉得，像袁鸿这样，每天忙碌着，奔波着，虽然有时免不了抱怨，看似没有了“生活”，但他在细节上的用心，也让你看到他认真、别致而且有价值的生活。我想，这样的生活，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吧。

 

“一切才刚要开始而已”

在北剧场之后，袁鸿又联合了许多年轻人，开始运作一个名叫“N剧场”的戏剧工作室，试图进一步开拓自己的领域。我们在一起给N找理由，找来找去，就只有新的（NEW），或者“一无所有”(NOTHING)这两个词比较深入人心。新的当然是好的；但我想即使一无所有也算不上是什么坏事吧。人生匆匆，在这匆匆中，人们能做的，只有投入自己的岁月，为未来寻找一点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如果人生真的如戏一样瞬息万变，那我想，重要的还是在于给自己不断地寻找新的起点。尽管，在开始的时候，自己或许都不知道那个起点在哪里；或者即使起点已经到来，而自己也不自知已经走在路上了。

用赖声川为大学生戏剧节说过的一句话结束我的文章：一切才刚要开始而已。

所以，就出发吧。

- 作者： 袁 鸿 访问统计：　2005年05月22日, 星期日 10:32 加入博采